如果說春天給予杜甫的是一種獨自觀照花花世界的精神享受，那么夏季則帶來一種回歸日常生活的雅趣與清歡。

760年夏初，草堂部分落成，是詩人生活轉變的標志。在長期流亡后有了居住，詩人的煩悶抑郁大大減輕了，心境由憂轉閑，閑中也略蘊清愁。

浣花溪草堂所在區域，是竹木蔭蔽的林盤。詩人的川西林盤生活，水陸草木繁盛，四季花期更換輪替，為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，春天寫了，夏天接著寫。

草堂的環境特點主要是一個“幽”字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杜甫草堂詩中多次寫到“清幽”之“幽”。而這“幽”的特點，進入夏季更為突出。可以說，在這種自然環境、人居環境下，杜甫也感染了成都人那種從骨子里散發出來的不慌不忙、閑散安逸的生活態度。安逸，是成都自帶的氣質，足以感染每一個“蓉漂”。

歷代封建王朝皆以江瀆神作為川神的象征加以祭拜，以祈求天下江河安流，民阜物豐。 五代前蜀時，王建永平四年十二月，改元通正，時大霖雨，禱于奇相之祠。《廣雅·釋天》云： “江神謂之奇相。”奇相祠即為江瀆廟。

到宋代，對江瀆神的信仰受到政府和民間的重視。宋乾德三年平蜀，乾德六年（即開始寶元年，968年）“詔舉唐祀典，以立夏日祭江瀆于益州”。慶歷五年（1045）春，知州文彥博在立夏祭江瀆神，祈禱降雨，后來又多次到江瀆廟。

文彥博在江瀆廟建“設廳”，用來夏日聚會避暑。廟前臨清池，有島嶼竹木之勝，紅蕖夏發，水碧四照。末伏日，設廳早宴罷，泛舟池中，復出，就廳晚宴。觀者臨池張飲，盡日為樂。

宋制，立春日祀淮瀆；立夏日祀江瀆；立秋日祀河瀆；立冬日祀濟瀆。隨著經濟重心南移，經濟最繁榮的四川與東南地區聯系日益密切，使長江水上活動空前頻繁，江瀆地位日益增重。

南宋時，范成大于宋孝宗淳熙三年(1176年)重修江瀆廟，淳熙四年完工，他請陸游撰寫了《成都府江瀆廟碑》文。陸游還留有《江瀆池納涼》詩：“雨過荒地藻荇香，明月如水浸胡床。天公作意憐羈客，乞與今年一夏涼。”

以前，在村口或臺門里掛起一桿大木秤，秤鉤懸一根凳子，大家輪流坐到凳子上面秤人。司秤人一面打秤花，一面講著吉利話。用彩線編織蛋套，掛在孩子胸前，或掛在帳子上。

古詩云：“立夏秤人輕重數，秤懸梁上笑喧閨。”立夏之日的“秤人”習俗主要流行于我國南方，傳說跟蜀漢后主劉禪有關。

據說，孟獲被七擒七縱后，誠心誠意地歸順。后來，諸葛亮在臨終前囑托孟獲每年要看望蜀主一次，當時正好是立夏。蜀漢滅亡后，篡魏的司馬昭將劉禪安置到洛陽。孟獲不忘諸葛亮的囑托，每年立夏都去看望劉禪，每次都把他放在秤上稱一稱重量，驗證他有沒有被虧待。因此，每年立夏這天，司馬家的人就用糯米加豌豆煮成糯米飯請劉禪吃，讓他每年立夏都比上年重一點，日子也就過得清靜安樂，福壽雙全。

雖然這個傳說與史實不符，但是，卻真實地反映了普通民眾心目中的理想世界：清靜安樂，福壽雙全。

實際上，古時以壯實為美，夏季天氣炎熱，影響食欲，容易掉膘。一些有條件的人家，為了保持身體健康，防止體重變化過大，會在立夏這天稱重，等到立秋后再稱一次，再通過進補將丟失的體重補回去。